儒学文化

　　嵩山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自春秋孔子儒学诞生后，嵩山成为中 原地区重要的儒学传播地区，儒教文化根植于嵩山，但是，从嵩山整体儒学的发展史看，最有代 表性、最有特色的是儒学胜地嵩阳书院。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在我国古代 教育史上占有重要而又独特的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 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民族文明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教 育作用。

　　一、嵩山儒学文化的渊源

　　儒学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孔子创立的儒学主张尊崇先王之道，强调仁义礼法，强调人人皆可成 尧舜，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秩序的稳定，强调仁爱和仁政，体现了华夏民族最美好的政治 理想。“儒”在商朝时其职业是专门为贵族祭祖、事神、办理丧事时担当司仪，到西周时演变为 既从事宗教活动，又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因孔子是一位出身比较微贱，深通礼乐，能执掌祭祀、 料理丧事的儒士，故其学说被称为儒学。

　　春秋战国时，嵩山地区盛行的主要是法家文化。登封人管仲，是法家学说的先声人物，后来 到齐国做了相国，佐助齐桓公对内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后来九合诸侯，使齐桓公成为春秋 五霸之首。管仲的思想也为儒家所称道。他和鲍叔牙的交谊被称为“管鲍之交”，被后世儒家当 作“义”的典范。而另一个法家的先声人物子产，是大致与管仲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郑国大夫。他 “铸刑鼎”即把郑国的法律铸刻于鼎上公布于众，使后来刑律公开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儒 家宗师孔子听说子产去世的消息后，痛哭流涕，连声叹息道：“古之遗爱也”。后来嵩山地区又出 现了邓析、申不害、韩非等著名法家人物。

　　实际上，嵩山地区早就酝酿发酵了儒学思想。在儒学产生之前，尧、舜、禹、汤、周公等先 贤在嵩山地区有大量敬天保民的活动，而这些人物正是儒学推崇的“道统”圣人。夏商周三代， 学校的教学内容就有后来为儒家所吸收的礼乐等。春秋初期，郑国颍谷封人、大夫颍考叔为郑庄 公献掘地见母之计而使之母子和好而被称为“纯孝伯”，忠、孝、仁、义的颍考叔一直被后世儒 家所推崇，现在登封境内还有很多考叔庙、考叔祠。孔子的七十二个弟子中，就有一位阳城人颛 孙师，他无疑会把孔子的儒家学说在第一时间传播到嵩山。秦朝焚书坑儒时，孔子的八代孙孔鮒 鲁壁藏书，然后来到嵩山讲学，他讲学的内容肯定是先祖的儒学，因其显赫的家世和渊博的学 识，他曾一度被农民起义领袖阳城人陈胜聘为博士，参与谋划战事。

　　二、宋代理学及嵩阳书院

　　儒学在嵩山地区取得真正的正统地位是在宋代，宋代极力想恢复儒学的权威地位，以儒家的 伦理纲常为核心内容，为封建统治服务。宋明理学自称是孔孟后学，但在其哲学体系的建构过程 中，不仅有儒学的正统思想，而且也有佛道思想的痕迹；韩愈的道统说、李翱的复性说是理学的 重要思想来源。两宋时期儒道哲学互相影响，三教归一，道佛两家积极向儒家靠拢。出入释老， 反求六经，可以说是宋代理学家共同遵循的道路。

　　宋代嵩山地区儒学传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书院教学。“书院”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唐代。 唐开元六年（718）设丽正修书院，十三年（725）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只是收藏、校刊书籍、 辨明典章的地方。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渐衰，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一些学者就在佛教 禅林制度影响下，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于是就出现了具有学 校性质的书院，北宋初年发展为较为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特有的重要教育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研究、藏书三结合 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的兴起及其教学组织形式受到了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嵩山地区从书院一 兴起，就创立了嵩阳书院。五代后唐清泰年间（934-936）进士庞士和南唐学者舒元、道士杨讷 等人曾在嵩阳书院的前身嵩阳观聚徒讲学。后周显德二年（955）,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为太乙 书院，成为儒学活动中心。北宋初年，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 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徒讲学，太乙书院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宋至道元年（995）,宋太宗赵光 义向太乙书院颁赐印本九经书疏（九经即儒家《易经》《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 《孝经》《论语》和《孟子》九部经典），此举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内容和范畴。至道三年 （997）五月，河南府尹上书朝廷，言甘露降于太乙书院讲堂，宋太宗将太乙书院改称太室书院， 并御赐太室书院匾额。大中祥符三年（1010）四月，真宗赵恒又向太室书院赐九经、子、史诸

　　书，并设置学官。景祐二年(1035)五月十五日，宋仁宗赵祯敕令西京重修太室书院，并赐院 额，将太室书院改称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8- 1085),理 学家程颢、程颐在此讲学，程颢还亲自为嵩阳书院制定学制、教养、考察等规条，使嵩阳书院成 为理学尤其是洛学的重要传播基地。北宋时，嵩阳书院的名师，除二程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司 马光、范仲淹、王曾、韩维、吕诲、范纯仁、李纲、朱熹等大儒，嵩阳书院有宋以来培养了大批 人才，吕蒙正、赵安仁、钱若水、陈尧佐、杨偕、滕子京等皆出于此。他们的讲、学活动，使儒 学尤其是宋代理学在嵩山地区更为广泛传播。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第21卷就是在 嵩阳书院和崇福宫编纂而成的。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 摩肩接踵，成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金、元至明代中期的嵩阳书院讲学活动处于低潮，空余北宋盛名。金世宗大定年间(1161 ~ 1189)嵩阳书院更名承天宫，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 - 1368)又改名嵩阳宫。至明朝中叶，嵩阳 书院又逐渐兴盛，讲学者多为县学教授和少数各大学派的学者。明嘉靖五年至十年(1526~ 1530),浙江嘉定举人侯泰任登封知县，立志兴复嵩阳书院，废除了嵩阳宫，在书院旧址重建校 舍，修建二程祠。嘉靖八年(1529)学道王尚絧为嵩阳书院复兴题名纪念。书院开始聘师收徒， 成为官办县学。明末，嵩阳书院毁于兵燹。明清时，程朱理学在嵩山地区仍占据统治地位。明朝 中叶，登封县令侯泰重修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至此，嵩阳书院完全官学化，每月初一，县官 亲临考试学生，对成绩差的学生实行体罚。省按察司还不定期到书院巡视，发现学生成绩过差， 还要分别降低县官和教官的薪俸。由于有这样严的制度，书院诸生学习经史、六艺的风气大振。 明末嵩阳书院学生焦子春、崔应科、刘景曜、常克念等中进士后，分别任少卿、布政、都堂、推 官。

　　清初，“崇儒重道”的思想文化政策使理学重放光芒，出现了孙奇逢、汤斌等大儒。由于嵩 阳书院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望，又有一批民间知名人士和地方官的极力荐复，得到快速发展。 清康熙十三年(1674),登封知县重修明末毁于兵火的嵩阳书院，在明代书院故基东南重建学堂 三楹。不久，叶封升迁京职。康熙十六年(1677),登封名儒、少詹事耿介无意官场，遂回故里 继叶封未成之业，重修嵩阳书院。先后建造了先贤祠、三贤祠、丽泽堂、观善堂、辅仁居，并在 叠石溪旁建造川上亭、天光云影亭、观澜亭等，三年乃成，嵩阳书院至此又得复兴。耿介亲自执 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他还将田产200亩捐给书院，又垦荒130亩作为校产，以其收入作为 办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省学道吴子云、林晓英等也竞相捐献田地达1570亩。耿介先生主持嵩 阳书院教学30余年，并在嵩阳书院建先贤祠，祭祀二程和朱熹，后又建丽泽堂、观善堂、博约 斋、敬义斋、仁智亭、川上亭等，大大改变了嵩阳书院的面貌。嵩阳书院至此又得以复兴，耿介 亲自执教，传经授业，人称“嵩阳先生”，他还聘请中州名儒窦克勤、李来章、冉觐祖、张沐、 汤斌、张度正、孙沒、焦贲亨等来嵩阳书院授学。四方闻讯，慕名而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从 此，嵩阳书院文风大振，进士景日昣、乔昆、傅树崇，举人郭英、赵俊、王又弼、谢铝皆出其 门。康熙辛卯年，河南省在开封开科选拔举人，按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而嵩阳书院就中了 五人，嵩阳书院又成了传播程朱理学的重要基地。后来，随着西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嵩阳 书院遵从耿介“日用伦常为实际”的教导，增添了适应时代的教学内容。耿介的高门弟子景日昣不但擅长经史子学，还对医学有专门研究，并有医学名著《嵩崖尊生》流传后世。清朝末年，受 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1904年前后，书院均改为学堂。至此，经历了 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它的历程。但是，嵩阳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 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的讲学历史，是书院中的佼佼者，对传播中华 民族文明和培养造就人才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嵩阳书院的任务是藏书、祭祀和讲学，而讲学 则是书院的核心，也是书院作为教育机关的主要标志。嵩阳书院自五代至清代的讲学内容是以讲 理学、经学、考课为主要内容。其教材主要是四书五经。教法有讲授法、“会讲制” “代以高弟子 制”等。在近千年的衍续发展中，嵩阳书院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五大讲学 特点。嵩阳书院的讲学，历代都是由学识渊博、通达经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和教育家主持讲学 事宜，历代讲学名师有庞式、种放、范仲淹、韩维、司马光、吕诲、程颢、程颐、李纲、杨时、 薛居中、元好问、耿介、冉觐祖、窦克勤、傅树崇、李觐光、席书锦等。这些学者对扩大儒家学 说的影响，延续、交流和发展嵩阳书院教育，继承古代文化遗产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嵩阳书院 也因为有了他们次第主讲而名声大振，一直在全国居于突出地位，对中原文化教育的传播和振兴 发挥了很大作用。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至清代末年的970年间，培养出了张载、杨时、游酢、李 唐、王铎、刘景曜、崔应科、常克念、景日昣、梁家蕙、傅而师等许多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医学方面的人才，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